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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时代 揭民国文艺圈好群居两男一女挤一张床
[2014-09-22 17:55] 来源:娱乐沸点 责编:田蓓蕾
[摘要]一部电影《黄金时代》似乎带我们回到了民国时期的文艺世界,而片中演绎的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近代闻名的作家鲁迅,或许关于那个时代,关于鲁迅,关于萧红萧军我们不熟悉,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到底是怎么样的吧。

  文人好吃:饭局推新人 鲁迅下馆子不差钱

  说到文人,美酒和佳肴一直都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一种附带品,而在那个风骚的民国的文艺世界中,这个当然也不是例外的,而那些师长们总是在酒桌上谈天说地,指点江上,而小字辈则在饭局中得到引荐,开眼界,见世面。民国文人也爱下馆子,谈吃会友,不亦乐乎。

  1、朋友圈中的“饭局达人”

  喜欢电影和冰激凌的鲁迅,也是爱交朋友的“饭局达人”。萧红萧军受到鲁迅的垂青,第一次见面后就接到鲁迅的邀请函,请他们“到梁园豫菜馆吃饭,另外还有几个朋友,都可以随便谈天的。”那顿饭本是鲁迅为胡风长子办的满月酒,然而有意思的是,由于胡风的小姨子将信送迟了,作为主宾的胡风一家全都没到,反而错过了这次聚会。就这样,满月酒最终变成了新人见面会,二萧就此走进了茅盾、叶紫、聂绀弩夫妇等文艺名人的朋友圈。

朋友圈中的“饭局达人”

  那个时候,北京的文化人总是喜欢去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饮茶聚餐,而当时胡适等一些著名的文人组织的“文友会”、新月俱乐部的“聚餐会”也基本都是在那举办的,根据资料,在1929年的时候,小说家张恨水在这里举办了欢迎“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”的宴会,席间结识了大编辑严独鹤。严独鹤久仰张恨水是知名的畅销书快手,能一人同时写六部长篇,便果断向他约稿。而这次饭局的产物,便是后来闻名一时的《啼笑因缘》。

  散文家梁实秋也是文艺圈中的“资深吃货”。早在清华读书时,他就创下一顿饭吃十二个馒头、三大碗炸酱面的纪录。加之其父又是京城大饭庄厚德福的股东,作为一个“吃二代”,梁实秋吃遍四海,小到豆汁儿与汤包,大到佛跳墙与全鳝席,都被他吃出了情趣,吃出了水准。战乱中还不忘撰写《雅舍谈吃》,说“这其中有艺术,又有科学,要天才,还要经验。”从食材到口感,梁实秋都很讲究:北京烤鸭每一片都必须“有皮有油有肉”,西湖醋鱼“汁不要多,也不要浓,更不要油,要清清淡淡,微微透明”才算正宗,难怪人称“治世之饕餮,乱世之饭桶”。

  2、鲁迅月入200元,下顿馆子一块钱

  能够常下馆子,收入必得可观。鲁迅在北京时,在教育部任职,两个月内便从最初的60元月俸涨到200多元,在当时已属高薪,于是常与小伙伴们相互吃请。1912年5至12月,鲁迅共下了30多次馆子,去得最多的是绍兴会馆附近的广和居,达20多次。他最爱与翻译家钱稻孙、老同学教育家许寿裳相约畅饮,还在日记中写到三人AA制下馆子的情形:“晚钱稻孙来,同季市饮于广和居,每人均出资一元。”

  许广平在广州时给鲁迅写信说,“我们三人在北园饮茶吃炒粉,又吃鸡,菜,共饱二顿,而所费不过三余元”。自1933年起,鲁迅依靠版税和稿酬,月收入约在500元左右。凭这样的收入,在1元钱可买120个鸡蛋,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只需10元钱左右的年代里,常下馆子也就并非难事。

鲁迅月入200元,下顿馆子一块钱

  《黄金时代》:萧红和萧军民国难住:房价高买不起 小文青多合租

  俗话说:长安米贵,居大不易。所以当时在那个房价也不便宜的首都地区,这些文人即使是有钱也不会去买房子的,他们宁愿用这些钱来享受,或者去流浪,所以租房子就是他们的首要的选择了,然而同是租住,亭子间里的小小蜗居,与花园客厅的深深庭院,则是小文青与大文豪之间的距离,与民国文艺圈的权力生态。

  1、弄堂太吵,房租太贵

  1936年春,萧红和萧军从上海的淡水路搬到了北四川路的永乐里,只为了离鲁迅先生近一点。二萧此前住在法租界,去鲁迅家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电车;有时候聊得太晚甚至没办法回家,鲁迅便会让许广平掏钱,让他们坐小汽车回去。

  自1927年抵沪,鲁迅在上海一共租住过三个地方,从景云里搬到北四川路,最后迁入山阴路的大陆新村9号,直到去世。最后一处是一排砖木结构、红砖红瓦的三层建筑,周围并不嘈杂,时而有零星的外国小孩在院子里玩。而上海房租之贵,光转手费就需500元,若不是嫌前两处弄堂太吵,鲁迅是绝不愿搬家的。

  从南京抵沪的梁实秋时任《时事新报》的副刊编辑,月收入100元,租住在爱文义路众福里一幢月租25元的一楼一底房子中,也常常被窗外的杀鸡声与打牌声弄得不胜其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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